提到青铜器，可能你会想到以前在课本中出现的四羊青铜方尊，或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具。但你知道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恭城也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蛇蛙纹铜尊股票配资合同范本，目前它的原件就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五十多年前修路取土时发现的青铜器

1973年1月，《考古》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撰写的文章《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这里面有早期关于蛇蛙纹铜尊记载的资料。

根据文章中所写，“在1971年11月间，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县嘉会公社秧家大队的社员在秧家附近取土修路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出土器物按用途可分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车器和生产工具等六类。”

秦保义注视着蛇蛙纹铜尊

恭城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秦保义告诉记者，当时恭城还没有文物部门，是自治区的文物专家赶来恭城对这些出土的文物进行收集。“这些青铜器物出土时一共有33件文物，其中一级文物就有三件。”蛇蛙纹铜尊便是其中之一，其通高、口径、腹径均不超20厘米，经专家认定，其制作年代可追溯至春秋晚期。

在《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一文中，关于酒器部分的内容提到：“一尊口下和腹部饰雷纹地蛇斗青蛙纹各一道，每道四组，变化巧妙，栩栩如生。”

文章中还提到，“它们的特点，表明了与中原地区的东周铜器颇多共同之处，如鼎、罍、钟、剑、戈、镞等，无论形制或纹饰，都属于中原青铜文化的范畴；同时，尊上所饰的蛇斗青蛙等图像，又生动地表现了南方的生活气息，它同斧、钺（即所谓靴形斧）等，都富有浓厚的地域性，与我国长江以南广阔地区的若干青铜器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蛇蛙纹铜尊的形制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样式，而它的图纹是岭南文化和楚文化相互交融的体现，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桂林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宾妮告诉记者，1979年国庆前夕，当时中国国家博物馆叫中国历史博物馆，为改进展览陈列，到全国各地、各个省区征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物。蛇蛙纹铜尊因其极具地方色彩的图纹和特殊的历史价值，在1978年被选中征调到北京，1979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如今，蛇蛙纹铜尊的原件就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复制品再现铜尊图纹的细腻与神秘

近日，记者来到恭城瑶族自治县。在恭城瑶族博物馆的一楼历史文化展厅，记者刚走进展厅，蛇蛙纹铜尊的复制品便映入眼帘。

这件蛇蛙纹铜尊，外形和中原地区出土的铜尊相同，器型饱满，尊口呈喇叭形。在这件铜尊向内收的肩部和圆鼓的腹部都有四组蛇斗青蛙的图纹。尽管无法全方位观赏，但从正面与侧面所见的每组图纹，均展现出微妙的差异。

恭城瑶族博物馆中展出的蛇蛙纹铜尊复制品

这些图纹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带着这份好奇，记者通过电话连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蒋廷瑜对蛇蛙纹铜尊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在蛇蛙纹铜尊的肩部和腹部都有一层精细的雷纹作地纹，再在上面铸出半浮雕式的蛇戏青蛙的图案。肩部的图案是四组，每组都是蛇两条和青蛙一只。“蛇身粗短，成蜷曲状，头向上，两两相对，共同顶住一只青蛙。青蛙匍匐在地，四肢平展，作向前跳跃状。细看可以发现，每组的蛇头与青蛙的位置各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分别顶住青蛙的头部、腰部、腹部，以及含住青蛙的前爪。此外，每两组图案之间又各置一只青蛙隔开，其中有一只青蛙背部画出细方格纹。显然是将现实生活中的青蛙抽象化了。在蛇蛙相戏的空隙处，还填饰了多道S形纹，显得繁缛多变。”

蛇蛙纹铜尊腹部的一组蛇斗青蛙图纹，在两条蛇的尾部之间还装饰了一只大青蛙

而蛇蛙纹铜尊腹部的四组图案更为复杂有趣。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蛇体变粗加大，青蛙反而缩小了，每组两条蜷曲的蛇共顶一只跳跃的青蛙。根据蒋廷瑜所提供的研究资料，腹部图纹的蛇头高高地昂起把青蛙顶起，使蛇头和整只青蛙变得立体，突出于器体之外。在蛇蛙之间的空隙处，还填饰其它动物图案，这些动物图案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其中一组在两条蛇的尾部之间装饰的是一只大青蛙，其他三组则是四足爬虫。在腹部每两组图案之间的空隙处也有不同的装饰物，这些图案结构严谨，设计巧妙，所表现的动物形象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蒋廷瑜看来，这些图案可能与某种神话传说或宗教信仰有关，虽然目前对其寓意尚不完全了解，但从蛇蛙纹铜尊的铸成和图纹来看，反映了当时很高的青铜冶铸技术和绘画艺术水平。

关于蛇蛙纹铜尊上蛇的造型，记者也查询了相关资料。在一篇《广西恭城县秧家出土青铜器研究》的论文中提到，虽然蛇纹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上也有出现，蛇蛙纹铜尊上的蛇纹造型与中原地区出现的蛇纹造型是有所区别的。作者用宝鸡峪泉西周墓出土的蝉纹鼎上的蛇纹进行了对比，蝉纹鼎上的蛇纹头部略呈三角形，眼睛突出，蛇身较为纤细，蛇身弯曲基本以直角表示，半圆鳞状纹以单一形式排列。而蛇蛙纹铜尊上的蛇纹头部呈扁三角形，蛇目并不突出，蛇身肥胖，蛇身弯曲自然，且蛇纹中央有一条脊线，脊线两边各部用线条以表示鳞片。“蛇蛙纹铜尊上的蛇纹更加生动，写实，更接近现实中蛇的造型。”

蛇蛙纹铜尊背后的桂林人文历史

不少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国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大多是在中原地区的考古挖掘中发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恭城发现这样成批的青铜器还是首次。为什么恭城也会出现成批的青铜器？

记者了解到，这批青铜器是在社公山西麓茶江畔被发掘的。

“虽然恭城是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建县，但是因为恭城地势平坦，适宜人类生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恭城居住了。2024年9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部门开展抢救性考古挖掘的恭城牛路冲遗址，确认为岭南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址，经过初步认定，牛路冲遗址属新石器晚期至商代遗址。”秦保义告诉记者，无论是牛路冲遗址，还是嘉会到莲花一带发现的莲花、巨塘古墓群，都是在茶江附近，可见茶江在古时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江河两侧拥有灌溉之便，是生产的基础；另一方面，水路运输在古代是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茶江往南到平乐，和桂江交汇，最后汇入珠江；往北过龙虎关与（湖南江永）潇水相交，在秦汉时期，茶江和龙虎关成为沟通潇水和桂江的重要通道。“其实，远在秦汉之前，茶江的通道特征就已经显现了出来，牛路冲遗址地处漓江—桂江主干的支流茶江中段，将为验证湘桂文化史前文化交流新通道提供科学考古证据。”

在同批出土青铜器中，为什么只有蛇蛙纹铜尊被选中征集到北京？这与其独特的蛇斗青蛙图纹密不可分。

“用蛇和青蛙来作装饰，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楚地许多漆木器和青铜器上都发现有青蛙和蛇的装饰。”蒋廷瑜在研究资料里提到，南方多蛇，《楚辞·招魂》就用“蝮蛇蓁蓁”来形容。由于蛇易伤人，古人很注意防蛇，而青蛙是益虫，有的民族还把青蛙看作是雨的使者，因而对青蛙极为崇拜。蛇蛙相戏，似乎象征着自然界中利害的冲突及相互制约。

宾妮在翻找了相关资料后告诉记者，在中原文化中，伏羲和女娲是人面蛇身，非常令人尊敬，蛇是古代百越族群中某些支系的图腾。而青蛙很可能代表当时生活在岭南一带人们心中的神明，广西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对蛙的崇拜，壮族也流传着许多关于蛙与本民族息息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歌谣，这些都是源于壮族人对蛙的图腾崇拜。“楚国人很爱用蛇来装饰，恭城在东周时期属楚国疆域，因此蛇蛙纹铜尊上面的图纹融合了楚文化和岭南文化也不足为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代表了当时一种信仰。从这件蛇蛙纹铜尊我们可看到，当时的百越之民就以非常开放包容的心态，开启了和周边民族的交往，吸收吸纳各地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创造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又融入中原文化因素的青铜时代。”

信息来源：桂林晚报（记者谭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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